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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竺可桢校长一起三问大学教育
发布时间:2015/6/11 9:15:55 . 点击次数:7776

 彭笑刚,纳米材料科学家,浙江大学化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全球领先的专业信息供应商汤森路透公司发布了依据过去10年中所发表研究论文的影响因子而确定的全球顶尖一百名化学家榜单,彭笑刚教授名列第八,在这世界一百位化学家中,彭笑刚教授也是目前唯一在中国全职任教的学者。汤森路透发布“2014世界最具影响力的科研精英——高被引科学家名录”,彭笑刚是大陆地区15位“最具国际引文影响力奖”获得者之一。

特约主编思考

彭笑刚教授到浙大的时候,与校长“约法三章”,其中的一条是“不能被要求接受采访”。这还挺有效的,让日子过得比较安静,尤其是如彭教授这样从来不会拐着弯说话的科学家。但也有不好的,就是好的思想无法分享,尤其是如彭教授这样的思想者。好在彭教授喜欢上课,所以,在青年教授联谊会约请他讲座的时候,他马上就答应了。

这个讲座的起因是彭教授出了一本书《大学与伊甸园》,一本单从书名很容易被忽略的书,却是他在浙江大学任教5年,从一个教师的视角所做的职业思考和分析。之前,大多是人文学者在批评大学的时候,点评教授的“今不如昔”,但还没有过一个科学家如此系统地思考如何成为一个好的教授。

正如这本书一样,这个讲座,可贵之处在于,它告诉我们的是——什么是好的,而不是告诉我们什么是不好。其实,对于不好,大家都知道。

 

 

■彭笑刚:

 老师有一项特质,只要有机会说话他就会说话。但我不喜欢来来回回讲同一个东西。这次讲的除了《大学与伊甸园》这本书中的一部分内容,我还会讲讲我最近思考的一些东西。大学教育的任务是什么

我在浙江大学任教已经5年了。在这里,最重要的事情之一,是认识了一位朋友,我与他的关系是越来越好。他就是竺可桢校长。我的办公室在玉泉校区,他每次都站在图书馆前面,看着我进进出出,总是问我两个问题:

你到浙大来干什么,第二,你将来要做什么样的人。

大家都知道,在竺可桢校长的领导下,浙江大学被传为“东方的剑桥”,我想干什么呢?我想某一天有人说剑桥是西方的浙大。

竺校长听了我的回答很忧郁,心想浙大怎么找了一个狂人来当教授。他问我,你知不知道浙大现在什么情况?你要怎么干这件事?我说最重要的是要有一支好的教授队伍。他说:现在一些教授“虚荣入骨,实利迷心,只问得失鲜明是非,声名与利益皆不误,高雅与低俗两面风光”。

听了老校长的话,我认真想了想。我说这些教授是“天良犹存、功力亏虚、心智未开、希望犹在”。

竺校长听了后说:“希望与绝望仅差一线。勇气、智慧、汗水缺一不可。整天喊口号是没有用的。”因此,他希望和我探讨一些细节,也许是要考校我对大学教学是否有基本的理解。

他说:“大学的目的不在使学生得到面包,而在使所得到的面包味道更好。”他问我懂不懂这句话的意思。我说,这个我明白一二。把你这个话翻译成老百姓能听得懂的语言,其实很简单。现代教育的目的首先是“树人”,然后才是“育才”。首先,我们要教育出身心健全、灵魂独立、思想自由的人。

人和才是相统一的。但现在大学教育经常是割裂的,更关心才,这是舍本求末。我们的教育目的不是重在培养人才,不是重在教会学生怎么样挣面包,而是学会怎么样吃面包,学会享受人生。这才是最重要的。

竺校长说,我认为中国大学应该分为研究型大学和教育型大学两类,我们浙江大学的定位是研究型大学。但教育是不是就不要了?我们永远不能忘记大学的根本任务是什么。

我深以为是。中国大学的任务还有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引领中国的发展,为人类探索新的生活方式。

中国过去几千年的历史是很有趣的,最开始我们是世界老大,绝对的老大,我们的农耕文明是无法逾越的。但是从鸦片战争开始到甲午战争,我们中国人明白国家已严重落后。现在,我们在试图复制发达国家的生活模式。可能吗?大家想想,美国人占全世界5%的人口,利用了人类地球资源的40%。我们中国占全世界人口大约20%,如果我们真正像美国人一样生活,我们就需要两个地球,所以我觉得这事儿是不靠谱的。

 大学的任务一定要探索新的生活方式。

浙大在中国高校中的地位是很令人玩味的。北大、清华,资源多,学校办得红火。他们平时对外交流也方便。但是,关心他们的人太多了。我们浙大,藏在“山野”里,更像是自由生长状态,适合潜心办学。

竺校长说,听说现在中国很浮躁,这事你怎么看?浮躁的环境,对于办好大学应该是很不利的吧?我说,其实没那么恐怖。我们可以这样来描述这个时代:

这是一个最美好的时代,这是一个最糟糕的时代;这是一个最幸福的时代,这是一个最痛苦的时代;这是一个最伟大的时代,这是一个最荒唐的时代。

 历史的进程以及后面的结果,取决于谁来做事情,怎么样去做事情。中国现在的状况是几亿农民进了城,要把大学办好,一定要“智慧清零”。脑瓜里决定性思维是农民的底子,办不好大学。

 面对不断的“智慧清零”,老百姓怎么能够镇定自如?

 当然,“智慧清零”不是说农民的东西、传统文化都不好。“清零”,既不要割断自己的文化根基,同时又把不适合的东西扔掉。

 怎样才能教出身心和谐的人

 竺校长问我,怎么教出身心健全、灵魂独立、思想自由的人?我的观点,首先要明白一个事实:人活在世上就是要追求个体生活幸福。一个美好社会,就是让尽量多的个体获得幸福。

中国人现在做的事情,最终是要让每一个中国人都有机会生活幸福。每个个体都生活幸福了,那就真正实现了美好社会。

幸福,是欲望与能力的和谐平衡。

 没有欲望的人是没有幸福可言的。因此,欲望不但不可怕,而且是个体幸福的根基所在。真正要做的事情,是理解欲望,经历欲望。

欲望和实现欲望的能力,给教育带来两条路。一个是感性教育,一个是理性教育。本质上,两条路子是相通的,绝对只走其中一条很难达到教育目的。

中世纪欧洲的文艺复兴,是人性的觉醒。人类第一次以百姓能够听懂的语言说,凭什么我要听上帝的?凭什么我要听教会的?凭什么我要听帝王贵族的?我就是我,我为自己做主,我对自己的生命负责。这是个体感性的觉醒。

但是,文艺复兴之后欧洲并没有快速发展。欧洲真正的大发展,是在1820世纪。在1718世纪,欧洲发生了第二个大事件:启蒙运动。启蒙运动的本质是理性启蒙,而且是科学理性的启蒙。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中国最早开始办大学,走了两条稍微不同的路子。一条路,就是蔡元培先生倡导的美术教育,意在直通个体的感性世界。另一条路是竺可桢先生倡导的科学理性教育。蔡先生当时聘请了一大批文学家、历史学家、哲学家和思想家;而当时的浙江大学,竺校长的班底中最骨干的核心,大致是理工科方向的。

我个人认为,这也就是浙江大学的个性所在。由科学理性教育为着力点,而追求人性的发展完善。

通过理性教育达成感性教育,我认为这是可以做到的。一个人形成了理性和追求真理的人生观,自然也就有了反对权威,不人云亦云的个性,培养出专业人士的独特科学视角,以此作为独立人格、独特个性的基础。

从另外一个层面,我认为感性教育是培育良心,而理性教育是发展良知。

教授的职责是什么

竺校长问我,大约100年前,罗素先生对中国学生有个评价:学生热情而又渴望获得知识,但是他们所知不多,缺乏训练,梦想有别人能把知识灌进他们的大脑而自己可以毫不费力。怎么办?

我的回答是:“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关键在教授。

很多高校的教授,大多数都想引导学生好好学习。但是,喊口号没有用。课堂目的之一是让学生开眼界。让他们看看世界上、人类历史上有多少人经过好好学习,最后活得多么了不起,过得多么精彩。课堂目的之二,是为学生展示各种精彩灿烂的人生之路,让学生真正认识到,追求精神世界的美妙有路可循。要让学生懂得“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乐作舟”。只有让学生感受到乐趣,教育这个事情才有希望,也才不违背人生追求幸福的根本。

教授治校到底要干什么?真正的教授治校其实有两个完全不同、但又相关的层面。首先,全体教授一起建设大学,在这个基础上参与学校的决策、行政监督;另外一个层面,是每一个教授个体,主持一个课堂,并参与一个系的治理。

我初来浙大时,曾向校长提出我的计划,至少让我讲5年本科的物理与化学。我想以此为基础,探索一下中国大学的基础教育,但我不会去理会教学大纲,我就按照自己的思路去设定教学路线。

我的课堂我做主。这就是教授治校的最根本所在。只要有良心、有良知,同时有足够的能力,每个教授都主持得好一个课堂。大学的基础教育自然也就上去了。另一方面,一个出类拔萃的教授,也应该会有治校的机会。

教授是实践人生的一种方式。我特别喜欢罗大佑,觉得周杰伦也不错。我们教授跟他们有一样是相同的,那就是都要靠表达来吃饭。

但是,教授和歌手有一个很大的不一样。如果罗大佑在舞台上把歌词唱错了,台下观众可能会不太愿意。我们在大学讲课,没有人希望每次讲得完全一样,我们不需要像歌手那样,连声调都一成不变。

 因此,我们的职业比歌手强多了,我们的职业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职业。我们每天都有机会表演,但我们的表演大概有一个谱子就行。当然,完全不靠谱是不行的。

每天上讲台不是照着备课笔记念,不是讲PPT(课件)。今天上午下课之前我问学生,中午我要去和浙江大学的青年教授交流,你们希望我带去什么信息?学生的回答五花八门,但有一条是公认的,就是:老师尽量不要念PPT,他们恨死了。

教授如何正确?有一次我去别的高校做报告。讲完之后,有一位名教授站起来提问:“你的报告上连化学的鼻祖(吉布斯)都质疑,你让我这个课以后怎么给学生讲?”这个提问,让我有些吃惊。后来一想,这个问题不在我,在他。总想让自己正确,怎么可能?我们对这个世界了解还太少太少,把人类对世界的认识全部加起来,还不及世界的九牛一毛。绝大多数是未知。我们现在知道的,都只是这个世界的一个片面的、暂时的、静止的东西。错是很正常,非常正常的。

那怎么做教育?学生进我的课堂,我的一个任务是颠覆他以往的想法。一个好的课堂,总是能够或多或少颠覆学生原来的想法。

我说出我的想法,你觉得对也好,不对也好,自己判断。科学教育是让受教育者站到“巨人的肩膀上”往前看。科学教育的课堂应该是有个性的,富有生命的。

与此相关,我们现在的学生一堆的“脑血栓”。哪里来的?我们教授要负责任。授课的似是而非,道听途说;听课的信以为真,不加甄别,自然形成了“思维脑血栓”。我们的任务,就像脑科医生,帮他们疏通“脑血栓”。

如果某件事情教授自己没有把握,最好跟学生讲明白具体情况。孟子说:“尽信书不如无书。”

我们来看看浙江大学的教授应该是什么样子?我觉得应该有两个特征,学者和教师。首先是一流、二流、三流的学者,再是一流、二流的教师。

什么叫一流的学者?凭一己之力改变人类历史进程,改变了人类对自然看法的人叫一流的学者。现在浙大有没有一流的学者?我认为现在这个时候没有。恐怕,全世界此时此刻也没有。像我这样,勉强能算得上二流。

二流学者就是所谓的学术领袖。我们把一个领域看成一张桌子,二流学者就像桌子的腿,把他的工作从这个领域拿掉,这个领域就塌陷了,这就是学术领袖。三流的学者,就像桌子上一块板子,如果拿掉,桌子功能有损失但大致还在,这是重要贡献者;四流学者是桌上的花,他的存在可能让“桌子”更好看,但没那么重要,没花一样是书桌;四流以下,是不入流的学者,他们是桌子上的灰,去掉这部分人的工作,人类的知识会有大变化吗?没有。

说完学者,我们再来说教授的另一个侧面:教师。一流教师教享福,教享受人生。二流教师教学习方法、思考方法。三流教师教知识。当然了,还有不入流的教师,他们念PPT,背课本。

一些教授问我,彭老师你的课上知识点有没有覆盖好?这不是疯了吗?我要是教知识,还不如朝计算机里打字。计算机能够记录的知识又准确又多。

有一个比较简便的方法,来考察一个教师的工作。那就是,你的课堂有没有给学生留下不可磨灭的精神成长痕迹。一个学生上过你的课、进过你的课堂,他应该与其他人不一样。我们来总结一下教授的基本特征:他们应该是公民社会的独立个体;现代职业社会的专业人士,热爱教育;见解深刻、自成系统的行业专家;颠覆者和被颠覆者,敢于从零开始。

 “浙大能够建成个性丰满的现代大学吗?”针对竺校长的这个问题,我的观点是“能够”。但是,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

我们现在的国民基础,比竺校长那个时代(20世纪初)要好很多。

中国大学已经经历了三次创业,第一次是晚清到民国之初,由蔡元培先生及如他般的有识之士引入了大学教育的概念。第二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初,明确人才培养的重要性,大力发展了理工科基础。第三次是改革开放,确立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在培养建设人才的基础上,把现代科学研究做起来了。

我们现在正在做第四次创业。这一次创业,就是回归大学的正道。现代大学的正道,首先是培养身心健全、灵魂独立、思想自由的人,然后是培养各业专才和行业领袖的才。

人间正道是沧桑,但人间只有正道可以致远。

【现场互动】

提问:虽然我是博士,我感觉自己就像桌子上的“灰”。我想问,彭教授碰到“灰”的时候,你怎么去对待他?

彭笑刚:这个决定于你自己的人生观。你想怎么活在世上?你和周围人是什么关系?在我个人看来,人首先是动物,更高一级,人又是群体动物。群体动物的特征,是彼此依存。我的幸福快乐来自周围的人,没有周围的人就没办法活下去,任何事情都完全没有价值。因此,我认为,周围一些人从工作水平上可以认为他是灰,但是从人格上说起来,他是一个人,他会得到我的尊重。

提问:怎么在学术能力上提升自己,不做桌上的灰尘?

 彭:这个答案很简单、但执行起来需要勇气:从零开始。

 你这一领域,最基础的概念是什么?为什么是这些基本概念?从最基本的东西出发,我的体会你走得越基本、越扎实,你只要走几步就走到别人前面去了。你总跟着人家后面跑、不求甚解,你就会发现总是在人家后面、满脑子的“脑血栓”。你可以把人想象成从一点出发往前走,我们知道的越来越多,你把知道的东西画个圈。你往前面走、走出圈子,还是未知,你也就走到了他人的前面。现在的问题是,好多人横着走,那就只能是灰。能不能不横着走?

提问:您在演讲中有点把道德、法律和良知、良心对立的感觉。但是我的理解道德和法律应该是良心和良知的物质层面的体现。您赞同这样的理解吗?

彭:这是对的。法律和道德都要经过自己的良心和良知的批判,自己判断,而不是道听途说地接受。我说的是这个意思。我不赞成因为一些道德规范是约定俗成的,就不问缘由地跟着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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